什么是僵尸企业、它们在哪儿？

关于僵尸企业讨论很多，但僵尸企业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经济学定义。所谓的僵尸企业，就是那些本来该死但又死不掉的企业，不但死不掉，还要跑出来到处制造灾难。如果一个经济体系中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就会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使得我们的经济失去活力。

必须要澄清的是，僵尸企业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也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最早大家关心僵尸企业是在日本进入失去十年的时候，那时日本出现了很多僵尸企业。美国在邮储信贷危机之后、“911”之后都出现过僵尸企业。

如果从起因来看，僵尸企业本身是没有盈利的。没有盈利为什么还能生存下去呢？因为有一个巫师注入血液，注入能量。这个巫师就是银行、政府。银行为什么要救助僵尸企业？因为银行担心，如果僵尸企业破产，那么他的资产负债表就恶化了。政府为什么担心僵尸企业破产？因为僵尸企业破产之后会带来税收的减少、失业问题等等。

怎么识别僵尸企业？从症状来看，一般来讲僵尸企业有几个特点：一是亏损。当然正常的企业可能也会出现亏损。据说京东到现在都亏损，也没有人说它是僵尸企业。二是亏损之后还在借钱。当然，如果企业能够通过借钱渡过难关，大家还会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企业。三是这个借来的钱很蹊跷。本来这个钱要借给好企业，只有好的企业才能得到最好的贷款条件，现在这些僵尸企业能够得到的贷款条件居然比那些好企业能得到的更好，而且它们不是只借一次，是越借越赔，越赔越借。

我们总结了判断僵尸企业的方法，有一些方法侧重分析企业到底是不是在亏损，也就是扣除掉一些非正常的盈利亏损，按照正常收入来看企业是否赚钱。另一部分方法侧重分析企业是否从银行里用超过最优的利率借到了钱。这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正常规则，只有最好的企业才可以用最低的利率借钱，但如果一个差企业不仅能借到钱，借钱的利率比最好的企业还要低，那这笔钱就很蹊跷，这个企业就很值得怀疑。还有一个特征因素是，企业是不是借的钱越来越多，今年比去年多，去年比前年多。

我们综合了各种方法，研究了中国僵尸企业的数量变化趋势、行业分布和地区，得到了一些基本结论。

首先，僵尸企业的数量变化有一定的顺周期性。当经济繁荣的时候僵尸企业的比例会少，当经济萎靡不振的时候僵尸企业的比例会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僵尸企业规模明显增加，2009年推出刺激政策后，僵尸企业数量减少。现在经济又陷入比较低速的增长。就像巴菲特讲的，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可以看出来谁没有穿内裤，现在退潮了，一看都没有穿，所以僵尸企业的数量在增长。货币政策也是重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巫师工作更努力，才使得僵尸企业出现更多。如果我们去看2009年，那时中国出现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极度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后来导致僵尸企业主要原因。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原来为僵尸企业提供支持的主要是国有银行，现在银行也撑不住了，担心自己变成僵尸银行，所以后面的巫师更多地从银行变成了政府。

僵尸企业到底在哪？如果我们看行业分布，在资本密集型的企业里面出现僵尸企业的概率要更大。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才能够维持生存。有一些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僵尸企业的比例也不少。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原因是它们的竞争力在减弱，另外政府担心这些企业破产会带来大量的下岗职工，大量失业工人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像纺织、食品加工就是这类行业，地方政府担心出现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就会有更多的保护企业的动机。

如果从整体的比例来讲，房地产行业中僵尸企业比例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中国的房地产企业规模太大。如果考虑到这么大的规模，里面的僵尸企业的数量也是触目惊心的。

如果僵尸企业开一个老乡会，哪里的僵尸企业最多？我们发现，僵尸企业并不发生在经济发达程度最高的沿海地区，也不是在最差的西部地区，僵尸企业是集中在经济发展程度相对中等的中部地区。从东三省到河北、山西、湖南、云南、贵州，这一块地区由于产能过剩最严重，资本密集型产业比较集中，而且国有企业比重相对比较高，所以带来了严重的僵尸企业。美国有个“铁锈地带”（rust belt），如果说中国也有一个“铁锈地带”的话，就是这个区域了。

按照我们的分析，2015年国有僵尸企业在僵尸企业中占的比例，比国有企业在全部企业中占的比例要低。这说明相比于其他企业，国有企业成为僵尸企业的概率更低。这是个好消息，国有企业是不是改善了？如果看经营状况，2015年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仍然是比较糟糕的：从主营业务收入来看一直比较低，从利润来看略有回升，但是并没有太大起色。即使到现在，有起色的只是一部分国有企业，主要表现在过去产能过剩的企业。最近的去产能，使得煤炭行业、钢铁行业价格上涨，导致这些行业的企业利润提高。国有企业真正的好消息是成本覆盖率下降，意味着税收、信贷方面得到更多的好处。因此，反映在财务报表上就比原来更好，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僵尸企业并没有完全好转。

僵尸企业的政策选择

如果要治理僵尸企业，首先必须面临的问题就是大量的下岗职工。这该怎么办？到底需要多少钱？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粗浅的公式，这里面有很多假设，但是大概可以推断出来需要多少钱。我们的思路是，首先算需要去掉多少产能。如果政府有明确目标说某个行业必须砍掉多少产能，那我们就听政府的；如果没有，就按照国际标准，譬如产能利用率80%算正常，然后计算要去掉多少产能才能达到这个产能利用率水平。参照上述标准，可以发现几个主要产能过剩的行业需要去掉的产能是10%-20%左右。

我们再做一个非常粗暴的假设：如果产能去掉20%，那工人也要减少20%。当然，这一点是可以讨论的，因为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密集型程度不一样。我们只是为了估算起见，简单认为如果产能减少多少，工人就要按照同样比例减少。我们按照这个思路估算出的结果，跟政府算出来的数据大体上差不多。政府讲钢铁行业80万，煤炭行业大概100万，我们算出来钢铁行业需要安置的职工人数稍微低于官方数据，但是煤炭行业稍微高于官方数据。

如果安置这些工人，就需要给他们补偿。补偿大概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像原来补偿下岗职工一样，通过买断工龄给这些工人提供一次性补偿。另外一种是根据工人在工厂里已经工作的时间，然后按照工龄和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给予经济补偿金。不管是用经济补偿金的方式还是用一次性安置费的方式，大致上可以估算一下政府需要多少钱。考虑到各个地区的工资水平差异较大，各省所选的平均工资水平也不同。

在制造业是最低工资标准的2.5倍的前提下，我们发现为解决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要补偿给失业员工的费用约为1637亿。这全部都是按照最低的水平测算的，也就是说政府拿出来一千亿是不够的。好消息是，政府并没有说这一千亿要把所有产能过剩行业的每一个员工都安置了。按照官方说法，这一千亿只用来解决钢铁和煤炭行业。如果只是煤炭和钢铁行业，一千亿大概是够用的。但是，这一千亿要怎么分？如果看僵尸企业的地区分布，其实是倒U型，也就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僵尸企业不是很多，经济最落后的地方也不是很多，而是中间多一点。

在分配一千亿的时候，需要根据每一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分。比如，现在被认为问题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但实际上，去产能负担最重的是山东省、江苏省、河北省和内蒙古。如果真的去产能，这四个省份才是主战场。东北是有特殊问题，东北问题需要用体制改革解决。 

除了给钱，我们还要从哪些方面应对僵尸企业？我认为有很多需要澄清的问题。我们现在讲供给侧改革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结构性改革，意思是原来经济发展是失衡的，所以必须采用更加平衡的发展模式。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我们现在需要去杠杆、去产能和去库存。这种说法没有错，但问题是为什么现在产能太多？库存太多？杠杆率太高？其实这主要是由于政府之前的政策出现失误，政府不仅没有熨平经济波动，反而使经济波动起伏更大。

因此，主要解决办法就是应该让市场更多的发挥决定性的资源配置作用，让市场自发地修复失衡。所以说，“三去”的主语应该是市场。但现在来看，“三去”的主语是政府。谁在治理僵尸企业？政府。谁在去产能？政府。谁在去杠杆？各个金融监管部门争着比着去杠杆。谁在去库存？还是政府。这种行政性的干预方式往往会导致更多的麻烦。

如果我们真的要解决像僵尸企业这样的问题，首先必须要让企业自己去做。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范例。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有大量的僵尸企业，满地都是僵尸企业。过了十年之后，大家突然发现僵尸企业减少了。为什么僵尸企业没有了？因为僵尸企业自身有很多可以调整的地方。这些调整并不复杂，无非是卖厂然后裁员，实在不行就破产。

有没有一套机制能够在激励机制上发挥作用，能够让企业更愿意来做这些壮士断腕的自救行为？能不能够更好地帮它把一些资产处理掉？允许不允许不行的国有企业让民营企业兼并收购？允许不允许企业在解聘工人的时候有更大的自主权，然后政府提供一些支持？

另外有没有办法在一些行业实行定点爆破？实在不行的，手术动得要更大一些。为什么出现僵尸企业？因为企业管理层出现问题，所以先把管理层换掉，或者把管理层收入大幅降低。但是，从日本经验来看，保留一定的对管理层的激励是处理僵尸企业更好的办法。这个时候是要赶紧救人，不是让纪检组把谁拿掉的时候。日本的经验是需要全国制定统一标准。日本当时为了解决僵尸企业有一套操作手册，制定了非常清晰的标准，就是为了在谈判的时候有漏洞可寻。

从银行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原来没有说清楚的事情说清楚。监管部门不是自己挺身而出，比看谁管得更严，而是首先让银行自己查清楚到底问题有多少。当查清楚有多少问题之后，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更加理性。人对于可能存在的风险总是恐惧，这时如果能给他一个数字。哪怕这个数字不一定是准确的，但有一个数字之后，他就能心情更为平定。如果没有一个数字，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人们就很不愿意承担风险。所以解决风险第一个办法就是先要把它查清楚。

另外，对于愿意实行自救的企业，银行应该给它更多的支持。但代价是银行资产负债表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恶化，这时需要及时补充银行资本金，让银行能够有更多的力量支持由于调整可能出现的问题。

从政府来讲，政府必须要做的是起到托底作用。这个托底作用主要是为了救人，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在调整过程中出现的下岗职工、失业工人遇到的问题。能怎么办呢？一种办法是加强培训，或者把社保做得更加充足些。中国还有一个特点，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各个地区发展不一样。如果能够更好地加强国内的劳动力流动，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解决结构调整过程当中出现的阵痛的。现在说东北沦陷，但是很多东北人很聪明，已经移民到更好的地方去了。如果到海南，它的官方语言已经是东北话了。如果有更好的机制，可以让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那就业问题就不会是个严重的问题。但我们现在的做法反而是让每一个省、每一个地区自己解决问题，这就会让事情变得更麻烦。

最后再讲一点，关于信心问题。信心需要靠一个很大的故事才能够支撑，但在主流经济学不讲这个。经济学里面，我们讲理性分析不讲人的心理。其实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是信心，信心是来自于人对一个宏大故事的信任。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在这近40年里之所以表现很好，是因为讲了两个很好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我们讲的故事是改革。这个故事很简单、很清楚，包括给农民更多自主权，农民就解决粮食生产问题，给国有企业更多自主权，国有企业就效益提高，给地方政府自主权，地方政府官员就非常努力地招商引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给了激励之后，各个领域都迸发出了活力。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讲的故事是开放。我们去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一切要和国际惯例接轨，然后中国加入WTO，之后不仅没有丧失我们的竞争力，反而竞争力提高了。

回过头来看，会发现这两个故事里其实都有瑕疵。先看80年代的改革，农村改革很好，但是国有企业改革并不好。再看90年代的开放，也有很多做的不完善的地方，发展很好但是经济失衡了。但无论如何，大的故事讲对了，就能带来至少十年信心。

因此，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故事。有两种方法讲故事，一种是讲旧的故事，十八届三中全会列了两百多项改革，如果及时启动改革，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听得懂。

如果不想讲旧故事，那还可以讲新故事。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多讲民生，包括医疗、教育、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重点是要能够把它像讲改革、开放一样，编成一个新的宏大故事。比如，开放一些新的投资领域，这样大家信心才可以出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来源：澎湃新闻网）

（本文根据何帆教授6月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发展双年会上的演讲内容整理，北大汇丰海上丝路研究院研究助理乔璐雅修改校订）